八字预测的依据：人和宇宙是一个整体
相信大家已经从理论上知道人和宇宙是一体的，本源是同一种东西，（不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所以，天地的变化人会随之变化。关于人生际遇的不同，富贵贫贱的差异，各宗教及哲学流派都有自己的看法。佛家讲业力，三世因果。道家里没有明言但实质上也是讲究因果报应的。儒家则对己经存在的富资贫贱的果来展开讨论，避开那个造成富贵贫贱差异的因，强调修身、齐家、治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三者来看，佛家可以说是兼容他学，与儒道两家的观点不矛盾且相辅相成。而儒道则更像是一对阴阳互补的太极关系。太极是道教的标志，更是易的基本原理，而易更是儒家之祖，历代大儒无不精通易，从这个角度出发，儒道是近亲，甚或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儒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入世的。孔子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成为志土仁人，就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时时事事处处以实践伦理道德为指归。孟子坚信人能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能尽心、知性、知天，用自己的学说积极影响君主，使其仁政学说泽被天下。董仲舒穷神竭思，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是为了替汉武帝“持一统”服务，为地主阶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理想效力。宋代理学家更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标榜，将强烈的主体意识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更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结晶。道家人生态度与儒家迥然相异。他们睥睨万物，“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他们齐是非、齐万物，“游乎尘埃之外”，要做超脱人世的圣人、神人、真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对人的种种压抑，但又不敢也无力去改变其消极退守的人生态度。在人生失意之后，最合适的居处便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在这个执著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落寞的隐士。正因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而由于二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围，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心理框架。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
“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正是“穷独达兼”的心理框架的显现。如果说，一种文化的活力和发达，是以它定型时期的理论思想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为前提的，那么，先秦时期庄子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构成的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丰宫多彩^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发挥，奠定了最早的精神基础。
原传八字根于唐，成于宋，创者徐居易，字子平，由于古人一般以字为称呼，而不直呼其名，那是不礼貌的表现，三国演义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公瑾、孔明、盂德、玄德等称呼最为常见，即使对仇人也是如此称呼。所以后人又称徐居易发明的八字术为子平八字。子平先生是由仕入道的，而后很多道者又挟道技入仕，所以儒道两家实际上早已经水乳交融难分难舍了。儒道两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政治取向上，前者倾心于庙堂，后者钟情于山林。
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的集中表现，是心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参政。盂子曾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宋代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有点群众观念，但仍是以在朝廷做官为依托的。总之，终封建社会之世，儒者们无不以天子垂询，身居高位为荣。与儒家相反，道家倒是“淡化当官心理”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山水派诗人，
奉行是道家的人生哲学。他们以蟒袍加身为自然本性的丧失。逑安七子中的嵇康就说过“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严格地说，山林与庙堂，在封建社会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真要当隐士的，毕竟是极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只是在失意时借道家学说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作为心灵创伤的慰藉而已。可以说，
他们在台上（庙堂、朝廷）时，是儒家；在台下（山林、江湖）时，是道家。这也就是儒道何以会“互补”，两种不同人生哲学何以会长期共存并繁荣发展的原因。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子平先生在晋安帝时为华阴令。后弃官学道，隐于武当山砂郎涧钓台之下。隆安二年(398)羽化，后人祀之于石鼓庵，号徐真君。著有《定真论》、《喜忌篇》、《继善篇》等被收录在《渊海子平》一书中。
由于子平术这样的产生背录，所以其中就包含了作者及继承者自身的看法和理解，《三命通会》《子平真诠》是《渊海子平》的续集，而三书的作者均为儒家仕人，所以其著作中就充满了浓浓的儒家入世色彩，如用神乃人生之依托，而人生依托以财官为本，所以中国九成以上的男人几千年的人生追求就四个字：升官发財。也就造成了官本位思想，升官发财的下一步就是腐敗，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然这不在我们的探讨之内，我也不想被。而中国九成以上的女人的追求就是自己的男人能够升官发财，从而夫荣妻贵。但由于过去封建社会的男女地位的差异，女人如果不是有相当强焊的背景，如曹操之女，那就只有烧香拜佛寄托神灵带给自己及自己的男人好运，所以在装饰品上都有男戴观音（官印）女戴佛（福）的风俗习惯。
而细细品味原传八字历代祖师的著作，在儒家入世的表象下，又不脱道家轻灵出世的思维模式。在社会历史和人生历程的发展方面，慊家看到的是稳态的东西，是“经”，是“常”。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意义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面，他们看到的是“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有变动，也只是属于不可动摇的“常”的补充而已。在人生意义和价值方面，儒家看到并希望的，是通过主体努力，使个人的价值在整体利益的实现中得以体现，并由此将自己的功业融入历史文化的积累中，从而求得精神上的永恒。他们以仁的实现为己任，“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居敬穷理”，抑制“人心”，弘扬“道心”，最终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生有其恒定的内在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会因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不同而变化，而消失。道家看到的是另一面。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没有质的稳定性。他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变化不已，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当然，他们也认为有恒定的东西，这恒定的东西便是“无终始”的“道”。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可悲的是，道家愈是标榜“道”的永恒性和绝对性,便愈觉人世之短暂和相对性，从而愈是抱一种“游世”的态度。这刚好与儒家人生哲学的思维趋向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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