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测命运之：富贫、贵贱、寿夭、吉凶、盛衰、祸福
与“命”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时”的概念。王充所谓的“时”，是指来自外界的，不取决于自己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多端的力量。这种力量仅次于“命”，对人生有巨大的支配作用。“时”与“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命”是在每个人的内部支配其人的力量，“时”是在每个人的外部支配其人的力量：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与人的操行努力无关的非人所能控制的力量。王充认为，穷达祸福之来，不仅取决于“命”，而且也取决于“时”。《祸虚篇》云：“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后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后无异。然一成一敗，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道遇适然，命时当也《命禄篇》云：“故夫临事智愚，操行淸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定贤篇》云：“时厄，圣不能自免。”也就是说，“时”和“命”一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人的操行没有关系，它主要来自人周围的环境，和“命”一起支配着人的一生。
如果说富贫、贵贱、寿夭、吉凶、盛衰、祸福等主要取决于“命”的话，则遭、遇、幸、偶、累、害等更多地取决于“时”。
“道”意指意外灾难，这种意外灾难和《气寿篇》所说的那种来源于“所当触值之命”的意外灾难不一样，后者是命中注定会有的，是不可抗拒的，而前者则是偶然遇到的，是否为害取决于那人的命禄情况与灾难程度的对比。命善禄盛之人，能够摆脱灾难较轻之祸。《命义篇》云：“遭者，遭逢非常之变，若成汤囚夏台，文王厄牖里矣。以圣明之德，而有囚厄之变，可谓逭矣。变虽甚大，命善禄盛，变不为害，故称遭逢之祸……命善禄盛，遭逢之祸不能害也。”有时尽管遇祸之人命善禄盛，但所速之祸却更大，这时便不能逃过灾难了。《命义篇》云:“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命善禄盛”是一个人所襄受的“命”，“遭逢之祸”是一个人所遇到的《时”，二者共同对人发生作用时，其结果取决于二者力量的对比。《命义篇》云：“替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
“遇”是指与主相投的机会，也是实现禄命的条件。《命义篇》云：“遇者，遇其主而用也。虽有菩命盛禄，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验。”可见“遇”在实现禄命方面的重要性•《逢遇篇》云：“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可见“遇”是与努力无关的，偶然得到的一种机会。世俗认为，‘‘遇”者都是有才能品行的人，不遇者都是无才能品行的人，因而誉遇者，毁不遇者。王充则认为，“遇”、“不遇”取决于“时”，而不是取决于才能品行。《逢遇篇》批评世俗的看法道：“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又提出自己的看法道：“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资；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污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这里说明“时”具体表现为君主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来自人们周围的环境的，虽说不是命中注定的，但同样是支配人的，不可以人的努力改变的。
“幸”的概念，是指遭遇与努力相反的情况。好人遇祸为“不幸”，坏人得脱为“幸”。它也取决于“时”的偶然作用，尽管有些情况下“命”也能起作用。《命义篇》云：“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执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禄盛，天灾之祸不能伤也三种情况中，前两种是与“命”无关的，后一种是与“命”有关的，主要都是不可捉換的“时”在起作用。与“幸”相似的概念还有“偶”。“偶”是指与君主相投，和“遇”的概念差不多。《命义篇》云：“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菩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退远未久，上官录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三种情况中，前两种是与“命”无关的，后一种是与“命”有关的，主要都是不可捉摸的“时”在起作用。“幸”、“偶”是指同做一件事，却由于不可预见的外力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的偶然情况，而且是与人的才能品行无关的。《定贤篇》云：“免于害者幸，而命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操行所能却也•”《幸偶篇》云：“俱行道德，祸福不均；并为仁义，利害+同。”“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幸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不仅人类有“幸”、“偶”，动物也有：“非唯人行，物亦有之……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连圣人也会遇到不幸偶：“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总之，“幸”、“偶”是一种偶然性概念，与人的操行无关，而影响人类生活甚巨。
“累”、“害”的概念，是指人们遭到来自周围环境的损害，而且这也是与人的品行好坏没有关系的。《累害篇》云：“夫不本累害所从生起，而徒归责于被累害者，智不明，闺塞于理者也。”他认为，“累害自外，不由其内”，“俱由外来,故为累害”。换言之，即人是否遭受累害不是由他个人努力与否决定的，而是由外来的偶然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累害篇》又云：“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間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祸，累害之也。”而且，不仅人类是这样，其他一切生物也莫非如此：“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这不是取决于人自己的：“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日：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在“祸”、“福”方面，王充也在强调“命”的决定力童的同时，强调了“时”的决定力童。《福虚篇》云：“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这也就是《旧约•传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所说的“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第八章第十四节所说的“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道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的意思。对于这种绝不容人乐观的现实图景，王充是用“命”和“时”来解释的，那么，“命”与“时”的关系如何呢？王充认为只有“命”好“时”利时人才会有好的命运，否则，则仍会有坏的命运。但这种“命”好“时”利的情况，在人生中毋宁说是相当罕见的，因而人生也就只能是以不幸为主了。《命义篇》云：“故夫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禄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是与命禄并者也：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中不遂成，善转为恶，是与命禄离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祸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获从生死而卒其善恶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命”和“时”一起，成了决定人生的两大主因。王充先生的这些观点正是后世命理学的主要观念和操作方法，唐代李虚中大师的五柱论命体系就叫“禄命法”。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实践中会更多地接触和感受到这种“命”与“时运”的无奈，琪气天时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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