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此种现象也充分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

除上述所云，易学中的许多学说、范畴成为《史记》的哲理基础之外，司马迁还援引《周易》中的很多辞句，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其《太史公自序》论春秋之时弑君亡国，皆失其本，即是如此。其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失之毫里，差以行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这是以《周易?文言传》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说明弑君亡国皆由逐渐积累而成，所以为君为父、为臣为子，不可以不知《春秋》，不通礼义。

其《礼书》论礼的重要作用则说：“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倶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还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卿顺，以为上则明。”“天地以合”三句,本于《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明，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以此说明“礼”乃天地人伦之大经，天地万物、社会人伦皆依礼而各得其所，各得其序，各遂其成。

其引《易》文最长而为其立论的是《乐书》。其中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哜，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此段文字也载于《乐记》，是否司马迁抄录于此，不得而知。但它最初取材于《易传》却是可以肯定的。此文“天尊地卑”至“天地之别”，是引《系辞》文说明“礼为天地之序”；自“地气上齐”至“天地之和”，是引《系辞》文说明“乐为天地之和”。下文“极乎天而蟠乎地”，可能是《明夷卦》上六爻辞“初登于天，后人于地”的变文。“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本于《系辞》“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变化即指天地之数也即阴阳之数的变化，“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讲变化莫测之义，故此处“成变化”与“行乎阴阳”完全同义。“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似有本于《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则来于《系辞》文：“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坤乃天地的象征，故下文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引述《易》文，是要以此论证礼乐制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所以最后说：“圣人曰：礼云乐云。”

《史记》还以《易》文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则。如其《楚元王世家》太史公评述当时篡杀及安危存亡的情况说：“国之将兴，必有祯样，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君子用而小人退”，源于《泰卦》《彖传》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家通泰昌隆，则君子在朝内，小人在朝外，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衰消，故泰卦说“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贤人隐”乃引《文言传》“天地闭，贤人隐”句。天地闭塞，阴阳不交，乃《否卦》之象，以此比喻君S乖背，上下阻隔，所以贤人隐居不仕。也即《否卦》《彖》文所说：“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实际上，司马迁这里是以泰否两卦之义评论楚元王世家，辞句虽较隐晦，其文义还是相当明朗的。

其《伯夷列传》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颜回附骥尾而行著，则引《文言传》加以评论。“‘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不称，悲夫！”这是以《易传》“同类相召”的观念，评论伯夷虽有贤行，颜回虽然笃学，皆得孔子称扬而名益彰显，以此悲叹“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岩穴之士，闾巷之人，如果不攀龙附凤，没有圣贤的极力表彰与宣扬，即使砥身励行，也不可能名传后世，而只能“堙灭而不称”了。

《史记?屈原列传》评论《离骚》和屈子的遭遇也多引《易》文。其中说：“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段文字，“其文约”至“举类迩而见义远”，本于《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而乂稍变其文，作为评判《离骚》的审美价值标准。其论“不知人之祸”，则引《井卦》九三爻辞为其准则：“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述蔡泽规劝秦相范雎“及时隐退”之事，也三次征引《易》文，作为评价的尺度。其中讲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这与《丰卦》《彖传》所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意基本一致，并以此说明《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道理：“《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

司马迁《史记》也常常在行文中引《周易》文句作为叙事之辞。如《天官书》记述天官的由来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其中“仰”、“俯”两句即引《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乂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机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是《系辞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变文。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苟”似当《史记》文作“告”。“深观时变”本于《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史记》中还有一些引《易》文字，不再一一列举。由此，我们也足以看出，《周易》对司马迁《史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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