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重要性是正视了人类大部分缺乏经验、非科学、不合理或“理也未定”等危险、恐惧、忧疑的情况，以此为出发点而处理这些情况。宗教的优点是以“无限”的观念为“极限”，对比地反映出人类经验、科学、知识、成就合理的“限度”。使人敬仰“无限”，使人谦逊，防止自我神化，防止人把有限的理作无限的伸张。西方宗教的缺点是把“无限”观念化，把“符号”神秘化，把“敬仰”形式化，把“思维”教条化。观念、形式、教条都是人为的“有限”。因此把“无限”的宗教精神变成了人为宗教的束缚。

中国传统思想表现在《易经》上的，是以简明有限（安全）的“意义”、“符号”、“数”、“象”、“言辞”，发挥出对“未定”、“未知”、“无穷”、“无尽”的意想。这虽特重人，但亦指出人在“天地”、“神明”之间的“中位”限度，也表明了作易者之“忧患”、“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动则有悔”的处境和意识。人的经验只能“知以藏往”；人对“不知、未知”的向往则属于“神以知来”，而易说则是“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人的极限只能作“极数知来谓之占”，而易说是“阴阳不测谓之神”，又说“神无方而易无体”。“无方、无体”是超脱“空间”“实体”的“有限”；“不测”是不可以准确知道的。从人本位的“知识论”上说，人的“极限”（圣人）只能做到“极深而研几”、“穷理（理的限度）尽性（人的本质）以至于命（人的极限）。”“过此以往”是“未之或知也。”这是“易学”人本位的“知识论”。

上述的“神”、“命”、和“几”都包含“无限”和“有限”二种意义。“无限”是宗教的精神，“有限”是人类的经验。“无限”的神（如“上帝”）、几（如“神秘”）、命（如“天命”）本身是不可知的；“上帝”、“神秘”、“天命”等只是人做出来的观念名词，是人用“有限”的符号来代表“无限”，仅是“几”于“无限”，而不是“无限”本身。人对“无限”只能做到“几于、几乎、至于”；在“有限”和“无限”之间只能“穷、尽”有限部分。此已是“思过半矣”。过此以往，是“未知或知”。《易经》这些说法，也是从“无限”的观点对人类“有限”的本质作一界限，避免人把有限的经验、思想、知识和理作过度“无限”的提升，把人“神化”。这是最重要的宗教意义。

《易经》成为“经典”以后，也有类似西方宗教上把“无限”观念化、把“符号”神秘化、把“思维”教条化的弊端：。不过《易经》本来注重变化，常说“穷则变，变则通”，又提出“神无方，易无体”，又说：“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而且易爻、卦、彖、象、辞、言，可分看，可合看，有多面性，这弊端比较小。

在中西思想、语言、学术、文化这大命题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西方的思想、语言，比较抽象化、观念化，文法逻辑比较明显，容易发展出一贯条理系统而产生现代的科技。弊病是过于单一条贯，会发生“权威思想”或“观念独裁”（TheTyrannyofI-deas）；因此在社会政治上特别要求“多元、民主、自由”来抵消此弊端。传统中国的语言、思想，比较具体、实际，文法逻辑比较不明显，不容易发展出抽象观念一贯的系统，因此现代科技比较落后。不过传统中国的语言、思想，接近实际，比较复杂，多元多面，因此不容易有永久的“权威思想”和“观念独裁”。但也因为中国思想本身缺乏“真理权威独裁”的力量，因此在社会政治上，要靠现实的力量做出“人”的权威（“圣王”）和“说话”的权威（“经典”），而发展出独裁的政治传统。这说法有很大的问题，无法在易学上讨论。

总结地说，《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西比较，和现代的观点看，《易经》提示了一套很特别、很奇妙的思想，也提供了一套很有价值的思维方式。这套思想，对于处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危机中的某些西方人会特别有吸引力，特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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