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的审美活动都是在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下逐步展开的。民族的早期文化积累，往往是古代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结晶，记录着生长在特定地域的人们从原始游群，经过氏族、部落的发展，最终形成民族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凝结着具有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在与客观世界打交道时所产生的主观意识的精华，把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生存经验通过特定的媒介留给后人。黑格尔对这种记载民族早期生活和创造业绩的文献和艺术作品推崇备至，认为荷马史诗的最高成就是“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可以作为个人和民族精神据点和他们的思想意识的统一点（或焦点）”。 《周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元典，它那丰富的美学智慧和美学价值，已经引起当今易学研究的重视。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启迪下，对《周易》与中华民族审美思想的关系展开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推动《周易》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群体审美心理原型与定势的奠定

　　当今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形成中起了一种奠基作用。《周易》继承并保存了夏、商二代的《连山》、《归藏》一些内容，形成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特殊文化现象。如果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稍加分析，笔者认为，《周易》作为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心灵历程，就像个体在记事初期的意识内容，深深地扎根于头脑之中，并且对生命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样，它把中国人在史前时代意识浓缩成特殊的文献，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元典。

　　从《周易》的具体内容来看，卦象中阴爻、阳爻通过两种线条的八种不同方式的三重组合，构成了一个和谐均衡、富有变化而又充满动感的整体图象。线条长与短的对立与统一；单个卦象本身呈水平状的直线组合，而八卦整体已经围合成近似圆的正八边形，直线开始向曲线接近，于是就给人以完满充实、富有节奏的图案美；卦象的线条是具体的符号，而线条本身又有很大的抽象性，这就有了一种具象与抽象相反相成的意味。可见，《周易》在“象”的这一部分，已经体现出非常丰富的形式美的意蕴。而在“经”与“传”两个部分中，则更深刻地包含着华夏先民们对天道、地道、人道的认真探索，表现着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观察自然探索客观世界法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体察人事，并预测与摸索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这些内容是人类社会意识萌芽时期长期积累的思想成果，是在大量的生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从《周易》所涉及的各种事物来看，都是早期人类展开社会实践的现实对象，尽管这些现实的东西有时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八卦所指代的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可以说是先民生存的基本环境和必需条件，由于和生命的存在、种族的繁衍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就被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反映出来，并且在不断地反复和升华中，最终成为人们头脑中所认识到的世界本原的基本构成因素，并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最有深度的思想资料，并强烈地表现出它的影响力。对于审美活动来说，中华民族对天文、地理、山岳、水面、雷电、火焰的观照与欣赏，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特殊的审美评价，并且对后世的艺术创造活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提供最肥沃的文化土壤，形成了生生不息、常作常新的审美活动的具体对象。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在中华审美文化中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跟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审美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当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人类童年时期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学说，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中的作用。所谓原型，就是指最初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被所有与它类似的事物所摹仿。荣格曾经识别和描述过众多原型，如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力量原型、巫术原型、英雄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还有各种自然事物如太阳原型、月亮原型、水原型、火原型、动物原型等等。荣格的原型说把人生典型情境看作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内涵。这些原型是由于生活经验的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人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镂刻，已经把充满具体内容的意象形式，归纳成较为抽象的心理原型。《周易》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可以说是用巫学的外在形式记录着早期人类曾经反反复复所意识到的心理原型。卦象是以符号出现的，当然不可能直接就是具体的意象，而是以抽象的形式承载着十分复杂的内容。这种形式的强烈表现与内容的朦胧隐秘正符合荣格对于心理原型的规定。从《周易》的“经”与“传”的文字说明来反观卦爻，正好说明卦象是心理原型的符号。当然，荣格所说的原型镂刻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并且不同于人生中经历过的若干往事所留下的记忆表象，它不是从后天经验中产生，而只能是个体通过遗传而获得的。从表面上看，荣格所说的原型和《周易》通过文化媒介表现出来的原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但荣格所说的心理原型通过个体的生理遗传，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假想，而文化媒介的记载和流播所表现的心理原型，却是实际存在的，是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明确的作用。因此，把《周易》看作是心理原型的符号记录和文化阐释，应该说是合理的。

　　根据荣格的理论，集体无意识本质上就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余”。于是，处于特定群体的人们就由遗传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图式结构的把握能力。它不是产生于个人的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是内心世界的生理遗传。笔者认为，荣格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荣格只看到史前人类的外部经验通过遗传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群体中个人的精神中，却没有看到人类同样运用着社会教化的方式，用口口相传的传播途径积累着种族的原始意象，古代民族的各种神话、史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转化过来的。这是民族的“集体意识”，是与经验的不断内化及遗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相对应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意识。《周易》就是这样的集体意识的文化载体，它是对先民口头文化的较为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一方面是从集体意识发源的，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与集体意识沿着不同的渠道被继承下来，两者互为表里，并且互相转化，集体意识会不断地内化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又通过对个体的心理活动的作用，影响着民族精神文化的现实面貌。因此，《周易》这样的集体意识，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很强的制约作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史实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特征，都证明了《周易》作为集体意识的特殊功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笔者认为《周易》中卦、爻符号是中华先人运用文字雏形记载历史的最早尝试，是口头文化转变为书面文化的原始资料。由于这些符号还不能详尽地叙述和说明集体意识的具体内容，所以它必定和口头文化一起流传下来。只是到了文字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口头文化才演变成卦辞、爻辞，作为种族意象的原始记录，卦卜符号是卦辞、卜辞的高度概括，卦辞、卜辞则是卦卜符号的丰富生动的内容，两者融为一体，才能真正体现《周易》博大精深的社会内容和先民的高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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