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是“吉日”，由历朝历代沿袭至今，遂成“敬老节”。殊不知，汉代之前，先民一直视农历九月九日为“恶日”，佩戴茱萸、喝菊花酒、郊外登高等都是为了消解灾祸。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曰：“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重阳之名源于古人对数字阴阳属性的神秘解释，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阳数之极，九月初九为两阳重合，意味阳气已达极盛，凡事盛极而衰，是不祥的征兆。为避开所谓“恶日”，古人除了开展盛大的祭祀活动，就是通过佩戴消灾除邪中草药或登高野宴等方式消灾避邪。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汝南人桓景跟随费长房学道多年，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曰，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按照费老师的吩咐一家子登山了。傍晚回家，“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费老师听到后说：“此可代也。”吴均最后总结说：“今世人九曰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其实，汉刘歆之前兜售茱萸、菊花酒了。其《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谓：“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看来，早在魏文帝曹丕之前，刘歆就试图替重阳“恶日说”平反。

当然，为“重阳”正名并使其成为“吉日”的第一人是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对“九”这个数字作了全新的注释：“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他以“九九”寓意“久久”，将农历九月九日主要内容由“避祸，消灾”改为“祈寿、祈福”。

到了唐朝，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钦定重阳为正式节日。《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载：“九月丙午，诏曰：‘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也就是说，九月丙午，唐太宗李世民发布诏令，尊崇老年人，看重旧臣，先代的圣王以此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而武则天选在公元690年的重阳节这天废睿宗李旦、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以67岁的高龄君临天下，看重的恐怕就是重九的“久久”寓意。自从重阳节成为“吉日”，文人墨客不断用诗文歌赋为其注入文化元素的同时，老百姓则流传下来的重阳节俗发扬光大。

于是，作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之物——“辟邪翁”茱萸和“延寿客”菊花迎来新辉煌。茱萸是一种常绿带香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是著名的中药。晋周处《风土记》谓：“茱萸九月初九日，气烈成熟，折茱萸插在头上，可以辟恶气、御初寒。故而，人们不仅把茱萸插在头上，还佩茱萸于臂、悬茱萸于屋，并将茱萸栽于居所、水井等周围。

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北宋，重阳“延寿客”菊花的风头很快盖过茱萸。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用300字篇幅介绍当时开封重阳节盛况首先说：九月重阳，京城人观赏的菊花有数种：其中黄白色的花蕊像莲房似的叫“万龄菊”，粉红色花蕊的叫“桃花菊”，白色花瓣而浅红色花心的叫“木香菊”，黄色花瓣而花朵呈圆形的叫“金铃菊”，纯白色而花朵很大的叫“喜容菊”。酒店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

而南宋的重阳节已发展成大喜节日。南宋文学家周密史料笔记《武林旧事》卷三“重九”曰：“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以茱萸浮于酒面饮之），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黏米做的面粉）。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至于人们缘何重阳节赏菊、咏菊、采菊、饮菊花茶、喝菊花酒，除了取其谐音近似“九”，菊花也的道家仙方中的“不死草”和一剂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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