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献里，菊花的历史可比重阳节的历史要悠久多了，在我国，菊花有三千年以上的栽培历史。我国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菊花的功用发展出了自己的认识。比如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九章》中多次提到菊花是可以用来吃的。

历史悠久的菊花与重阳节能够结合，首要条件就是菊花的花期。九月寒秋将至，百花凋谢，唯有菊花在此时盛放，因此九月很早就有“菊月”之称。也就是说，如果古人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前后要赏花，菊花几乎成为唯一的选项。

而菊花在九月百花凋零之下的这种盛放，让古人对菊花衍生出了更多的想法。三国曹魏皇帝曹丕曾经给钟繇[yáo]写信，其中就提到：菊花在九月一枝独秀，如果不是它内含乾坤之纯和、芬芳之淑气，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这可不是曹丕一个人的看法。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菊花可以滋补、养气、疗疾、延寿。西晋文学家潘岳曾经在《秋菊赋》中写道：“（菊花）既延期以永寿，亦蠲疾而弭疴。”那时候，就连曹丕都要送给钟繇一束菊花，“以助彭祖之术”。这个意思是引用典故，传说中的彭祖寿至800岁，是我国古代的长寿象征。

由于重阳节的成型期正是在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菊花的花期正好契合重阳节，这就让重阳节赏菊具备了天时。

而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修仙求长生的风气非常浓厚，而菊花素来被视为养生延寿的有益道具，这种修仙求长生的风气，最终让这一时期的菊花大放异彩，被文人雅士普遍追捧，这就构成了人们在重阳节赏菊活动的人和。

曹魏时期的钟会在《菊花赋》里总结说：“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髙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徳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重阳节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定型，最终在唐代开始发扬光大。而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时普遍的追慕求仙之风，因为世家门阀的衰落以及求仙本身的不可得，而逐步退出了流行时尚。当然，虽然菊花不再是成仙道具，但是其延寿的说法和讲究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菊花却并没有退出重阳节序列，反而更加发扬光大。

这要感谢魏晋南北朝时的一位著名文人陶渊明，正是他昔日酷爱菊花，塑造出的“采菊东篱下”的隐士之风，让唐代以后追慕陶渊明的文人们，进而由人而推及菊花，相当于提前为菊花做好了千年助攻。正如后世北宋周敦颐总结的那样：“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

正是从陶渊明开始，菊花在以往的延年益寿、品质高洁之外，又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意蕴，这就是隐士的标志。而陶渊明身为文人自我实现的一代宗师，其标榜的隐逸之风，被后世文人前赴后继效仿。《全唐诗》里有七十多位诗人继续歌咏“陶菊”，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在唐代，对陶渊明和菊花的追捧，几乎发展到了有唐人咏菊处，必有陶渊明出没的程度。这种对陶渊明的崇尚，也作为一种强力推进剂，体现在了重阳节的节日民俗之中。唐朝诗人王勃在《九日》中说：“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连诗仙李白都要在重阳节登高时歌咏“渊明归去来”“笑酌黄花菊”。

这种文人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皇室。唐中宗李显曾做《九日登高诗序》中曾有“渊明抱菊”之语。在菊花从重阳节成仙道具的角色中淡出的同时，在重阳节思慕先贤、追求精神解放的领域，菊花在唐代又取得了新进展，与重阳节的结合更加紧密了。

到了宋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活动愈加活跃。正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浪潮之上，菊花实现了第三度与重阳节的结合，也就是从传统的士人、贵族阶层的赏菊活动，走向了更广泛的市民阶层。

在唐朝末年，重阳赏菊就有从上层向下层普及的趋势。到了宋代，这种普及更是扩大开来。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九月重阳，汴京赏菊有多种，有黄白色蕊的“万龄菊”，粉红色的“桃花菊”，此外还有“木香菊”“金铃菊”等等，当时宫中皇家和富贵人家都要赏菊，而一般的平民之家，也要买上一两株玩赏。

有学者认为，从宋代开始，唐代曾经盛行一时的重阳节插茱萸辟邪活动，开始消退，而赏菊、玩菊之风则继续延续，甚至更胜从前。这种重阳节内部习俗的地位转换，实际上代表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态，促使宋代以后的人们更青睐于菊花和其代表的“风骨”“延寿”两大现实意义，这两者正是针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的期许与展望。

说白了就是，宋代人的生活比以前朝代的人要好一点了，于是对菊花的追慕更进了一步，对于菊花的两大功能祈福与消灾，人们会更倾向于前者。

也正是经历了送魏晋到两宋的数百年的交融，菊花终于成为了各个阶层普遍认可的重阳节的象征。

本文来源于帝神①算命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