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易数》卷五中有《后天时方》（参宋·邵康节撰，周浩良整理，故宫珍藏善本《梅花易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P184-187.），以六十花甲对应十二支辰，论吉凶灭败之类。长期以来，关于《后天时方》的意义和应用方法，鲜少有术家撰文论述。
早年间，笔者跟随师父学习梅花，也未曾注意到此《后天时方》，忽略向师父讨教。时隔多年后，每次翻阅《梅花易数》书稿，看到此《后天时方》就是一头雾水。
笔者留心到，在《梅花易数·卷二·先天后天论》中，作者有寥寥数语提及，原文如下：
又凡占卦中决断吉凶，其理洞见，止于全卦体用生克之理及参《易》辞，斯可也。今日以后天卦却于六十甲子之日，取其时方之魁、破、败、亡、灭迹等，以助决断。盖历象选时，并于《周易》不相涉，不可用也。
文中“今日以后天卦却于六十甲子之日，取其时方之魁、破、败、亡、灭迹等，以助决断”一句，包含着三点信息：第一，必须是后天卦，才能使用后天时方；第二，六十甲子的每日，不同的时辰和方位，均主吉凶；第三，“以助决断”，意思是，这种方法可以作为辅助占断的方法。
遗憾的是，《梅花易数》的作者并没有在书中举例说明之。自古以来，但凡筮法的古籍，案例至关重要。因为，术数理论是死板板的，唯有案例才是活泼泼的充满生机。后学者也只有通过案例，才能加深对术数理论和操作方法的理解，进而够灵活应用。
考及明代术家喻有功先生的《周易悬镜·卷八·老人断例》中，就应用过此中方法。原文为：
乙丑日辰时，有老人自我左角来，面带忧色。问曰：“有何忧事？”答曰：“无。”因占之，乾天卦，左角为巽，合以巽为地卦，乃天风姤。乾六巽四共十数，乃四爻动，“包无鱼，凶”。兼以乙丑日，巽方为败亡，辰时为祸害，彼时偶立，见老人之来，乃动以接之，故其应稍迟。乾巽十数中分，取十数言之。故曰：“子宜慎，恐五日内，东方辰巳时，因酒生病。”退后五日，此老有人招饮，鱼骨梗亡。
原文中“兼以乙丑日，巽方为败亡，辰时为祸害”，既提及方位，又兼顾时辰。查阅《周易悬镜》所载《后天时方》表，摘录乙丑日如下：
从表格中可以看到，乙丑日辰时条目为“祸害”，巽方包括辰巳两支神，辰为祸害，巳为败亡，均不吉。
由此可知，所谓《后天时方》的应用方法是，卜筮当时，须观求测者的身处方位和出现的具体时辰，均以十二地支契合，论其吉凶。若是时方都吉，自然吉祥。若是时方都凶，必然凶兆。假使时方一吉一凶，则详参卦象而综合判断之。
我们再看看《周易悬镜·卷八·少年占例》，原文为：
壬申日辰时，少年相遇我前而来问卜，遂占。艮乃少男，自离位来，作下卦，乃《贲》五。爻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此辞吉，方吉时吉，当以吉论。但吾在座，其应迟。断曰：“子半月有币聘之喜，午月酉日应之。”
筮案中为少年占例的时间是壬申日辰时，少年自离方来，为午山。查阅《后天时方》表，并摘录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壬申日，辰时吉，午方（离）也吉。故而以吉祥断之。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叫着“后天时方”？而且，必须是后天卦才能使用？先天卦是“未得卦，先得数”，在得到数字的那一刻，无需知道求测者位于哪个具体方位的。至于后天卦，那是“先得卦，后得数”，取卦的时候，以求测者或者物象为上卦，以方位为下卦，方位不可或缺。所以，时辰和方位均是入卦的重要参数。可知，此方法命名为“后天时方”还是很恰当的。
喻有功先生的生平暂不得考，大致出生于明嘉靖年间末期，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他是明瑞州府高安（今江西高安市）人，一生漂泊江湖，以卜筮为生。他卜筮实战经验丰富，技术高明，深得乡党甘士阶的认可。甘士阶还亲自命笔为喻有功的书稿《周易悬镜》作序。
笔者还留心到，《梅花易数》所载《后天时方》和《周易悬镜》有很大出入。据此可知，《后天时方》虽出自于古典筮法中的神煞之说，论刑、冲、克、害、生、合、空亡之类，但师承流派不同，所有差异，在所难免。为便于说明，笔者选择明崇祯年间秣陵德聚堂印行《梅花易数》（如下简称“秣陵本”）和喻有功先生的《周易悬镜》（如下简称“悬镜本”）做个比较。参下表：
我们从表格中可以看到，两个版本除了在十二支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亥等条目相同外，在“酉”条目中，《悬镜本》注为“灭迹”，为凶。而《秣陵本》则填写“吉”。这一吉一凶，一正一反，对卜筮的准确度的影响巨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戌”下，《悬镜本》直接是空格，《秣陵本》则填写为“空”。我推断，《悬镜本》的空格恐怕是后世刊印和誊写过程中的脱文所致。
不光《周易悬镜》和《梅花易数》中载有《后天时方》，署名为“娄湄吴道明公著”的《康节先生先后天起数集要》（以下简称“集要”）中也完整辑录。笔者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此书和前两本有所不同。吴道明是清初人，生平亦不得考。娄湄是就是今天的江苏太仓市。
《悬镜本》、《秣陵本》和《集要本》关于《后天时方》的差异，恰好说明这三本书的作者，即便有所相互参证，也必然另有师传。否则，就会直接誊抄，不至于差别较大的。
稍有经验的读者就会发现，同样一本书稿，在历次刊印誊抄过程中难免有细微的疏漏，累次积淀后，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梅花易数》也是如此，笔者考诸《梅花易数》的秣陵本、广益书局本、扫叶山房本、珍藏本等十二个版本，均发现，在这些版本中关于《后天时方》的细微差异。卜筮之术，往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这不能不让后学者茫然无措。即便是《康节先生先后天起数集要》，笔者手中有上海图书馆版本（如下简称“上海本”）和清抄本，相比较而言，《上海本》经过后人点校整理，《清抄本》字迹工整，这两者又有所不同。怕就怕，后人的点校整理，往往更让人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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